我们于1970年支边到大兴安岭塔河区塔丰公社。这是塔河林业局下属的一个农林结合的后勤生产保障单位，在塔河镇以东25公里处。公社下辖四个连队，以上海和温州知青居多。主要以农副业生产为主，种植呼玛河畔几百公倾土地，供应林业职工的蔬菜副食，另外还担负少量的木材生产任务。我在这里当了一年材料库保管员，后来调到公社任政工组干事，负责共青团和党委宣传方面工作。

　　1973年我在这里安的家，妻子周丽丽是同一批支边到大兴安岭的腾蛟人。结婚登记后不久，主管房产的同志就给我们安排了一处住所。后来，为了上班方便，我们搬了一次家。那时住房免费，房子是土房子。清一色的板夹泥，埋几根柱子，里外钉板条，中间填入干草拌的泥巴，里外抹沙泥，房顶铺油毡纸。我们住的那幢房子就两家，另一家是当时塔丰一连姓曹的连长。

　　房子小，使用面积大约五米见方。中间有火墙隔开，分为里外屋。外屋约两米宽，里屋约三米宽。里屋搭一个两米长的土坑，土坑前不到三米的地方就是活动空间了，中间还挖了一个一米来深的菜窖，上面用木板盖上，用来储存过冬的蔬菜。外屋搭一个锅台，一个炉子。锅台连做饭带烧坑，做完饭炕也差不多烧热了。冬天天冷，还要多烧一阵子才能保证热坑的温度。炉子用来烧火墙，主要是冬天取暖，夏天很少烧，遇上阴雨天也要烧一点，用以去湿气。

　　家具很简单。当时单位的木器加工厂给新婚家庭定做了一对箱子，优惠价35元，相当于我们当时一个月的基本工资。后勤的木工给我们做了一个面板和一个锅盖。后来我们又找木工朋友帮忙，做了吃饭桌子、凳子，还做了一个碗柜，这就是我们的全部家当了。

　　那个年代时兴的四大件(手表、自行车、收音机、缝纫机)，我刚成家时是一件也没有，公社的小商店一年都进不来一两件，有钱也买不到。当时物资紧缺，几乎所有商品都是按计划分配、凭票供应。大约是一年以后，我才因为商店的照顾买了一只上海牌手表，后来又买了一台缝纫机。收音机是在1978年我上学放暑假时从哈尔滨带回来的。因为自行车不是急需品，很难买到。我就一直没有买，倒是买了一辆手推车。这还是一位老领导帮忙从外地买的。买到的是两个车轮子和中间的车轴，车架子是请公社后勤的一位木匠师傅做的。

　　在高寒地区安家，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冬季的取暖问题。我们一年要烧掉不少柈子。当地人称劈好的木头块为柈子。按照林业工作标准，长度六十厘米的木头劈好后，要摆成四米长、一米高，中间最大缝隙不超过一个拳头的柈子垛。各家的柴都要自行解决，所以我星期天常得上山拉柴，手推车的用处还是很大的。上山拉柴是非常累的。夏天树林子到处都是水，杂草也长得很高，不好往里走，一般都是到了封冻之后上山去拉。大兴安岭的冬天白天很短。早晨八时许天刚亮，就得拉着小车，带上弯把锯和斧子出发，还要揣上一个馒头或一块饼，饿了就拿出来啃两口。树林里的雪很干净，抓一把吃就当喝水了。天气太冷，呼出的气在眉毛和狗皮帽沿上结出了一层厚厚的白霜。手套要用棉手套或双层手套，裤子和鞋子之间要扎上绑腿，防止雪灌到鞋子里把脚冻坏。居民点附近可用来做柴的木头已经被收拾得差不多了，我们必须走到数公里之外的地方去找，推着小推车一边走一边四处看，寻找适合做烧柴的站干(已经死了数年还站立着的干的树)。站干比较轻，往回拉时能省点力气，活树是不准用来做柴的，被发现要受罚。

　　找到目标后，就正式进入“生产”了。先把小车放在道边，趟着过膝深的积雪来到站干前，认真看好树倒的方向(这是一定要看准的，否则容易出事故)，习惯地喊一声“顺山倒啰”，树就放倒了。伐树工作完成后，就是造材了，一般不太粗的木头都锯成约三米长，一棵树一般也就锯成三根。下一步是集材，比较轻的木头就用肩扛着趟着雪送到小车旁，较重的就用绳子拴上一头，在雪地上慢慢拉。这样往复干，有两三棵站干就够一推车了。把木头装上车，用绳子捆结实，就可以往回运了。拉车的活也是很累的，一车木头有好几百斤重，拉拉歇歇，到家也就三四点钟了。北方冬季天短，这时天也差不多黑下来了。

　　一天的活干下来，我累得腰酸腿疼浑身没劲，第二天是星期一，还要上班。幸好我在公社政工组上班，每天的工作除了开会、学习，也就写点东西，体力上也就算是休息了。一两天后还得利用早晚业余时间，把拉回的木头锯成约六十厘米左右的小段，劈成小块，整整齐齐地垒起来，才算完事。经过几年的奋斗，我们家的柈子墙终于慢慢地长起来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林区各家都有高高的柈子墙。1987年大兴安岭特大火灾之后，政府为消除火灾隐患，封山育林，保护生态环境，推行以煤代木，柈子墙越来越少，现在已经很少有烧柈子的了。

　　到了春夏季节，我们就要准备种地了。我们房子前后各有一小块约五米宽十米长的菜园子，可以种些蔬菜，解决蔬菜短缺、单一的问题。我们种的品种也比较多，各种蔬菜都种点，调剂口味，有油菜、小白菜、豆角、茄子、西红柿等，也有从南方引来的品种，如菜花等。菜园子里土地疏松肥沃，有机质多，蔬菜长得都相当不错。土豆、萝卜和大白菜是不必种的，这些属于“大路菜”，要储备足一冬的需求，大家都习惯在秋收时到单位的大地里买几百斤，储存在自家的菜窖里，以备数月之用。

　　夏天的蔬菜有小园子，品种还多一点，冬天也就是土豆、白菜、萝卜了。鱼类基本上没有，猪肉也是少量供应，黑龙江省每人每月半斤，就这样还经常缺货断供。当时黑龙江省革委会主任姓潘，老百姓都管他叫潘半斤，实际上连半斤都没有保住。粮食也是定量供应的，一般机关每人每月15公斤左右，体力工种还能多些。主要是粗粮，细粮每月3.5公斤面粉，半公斤大米，因此我们的食谱都以粗粮为主，早上起来，锅里煮着小米粥，边上贴两个玉米面大饼，再切点萝卜咸菜条，就是一顿了。中餐和晚餐也大都以粗粮为主，最常做的就是玉米大碴子饭，副食以土豆、白菜为主。细粮一般都是省着吃，一个星期能吃上一两顿就不错了。有时做一次大米饭还得掺上一半小米，做成了二米饭，节约点细粮留着给客人用。

　　我妻子是位坚强能干的女性。她不辞辛劳，一边坚持上班，一边照顾孩子、操劳家务。她学会了养鸡、种菜，养了一大群鸡，精心伺候好前后园的蔬菜，极大地改善了家人的伙食。她学会了缝纫，小孩的服装及冬天的棉衣、棉裤拆洗缝合等都自己干。她买了一把理发推子，全家大小都是她给理的发。她原来在公社卫生所做收款员工作。1978年初我上学后，被调到后勤和男职工一样干力工活——冬天冒着严寒上山清林伐木，夏日顶着酷暑下地播种锄草，什么累活脏活都干。我读书的四年时间里，她硬是咬牙挺过来了。

　　“在家靠父母，在外靠朋友。”。我们生活中遇到过很多困难，也得到过很多朋友的热心帮助。比如在柴火问题上，就有很多朋友用各种方式来帮助过我们。挑水也有很多难处，水井离家几百米，不算很远，但一到冬天，水井四周的冰冻得像小山丘似的，在上面行走十分艰难危险。朋友们就帮忙买钢管、焊井头、挖土抡锤，终于在自家厨房打出了一口近十米深的压水井，解决了用水难题。其它方面的帮助还有很多，比如房屋、灶坑维修，家具添置等。

　　1982年初，我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大庆工作。经过半年多的时间，我争取到了调转指标，办好了调转手续。当年10月，全家搬到了大庆，告别了大兴安岭，告别了塔丰这个我们生活了十几年的地方。时光如流水，岁月倏忽。自全家搬离大兴安岭，一眨眼几十年过去了。大兴安岭的那山、那水、那土地、那房子，尤其是那段青春年华，还有那些同事、朋友的熟悉面孔还时常在我的脑子里浮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