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离瑞安市区四十多公里的湖岭镇六科村，深藏于瑞安最西北的大山之中，开车从城区出发，需要一个多小时才能抵达。而在交通极度不发达的旧时代里，人们从山里去往瑞安县城，需要花费几乎一整天的时间。但即便如此，在将近一个半世纪前的晚清时期，在那个风雨飘摇、大厦将倾的年代里，却有一群来自县城的年轻文人将这里当成了实现他们梦中“桃源”的地方，他们希望能为自己打造一个安乐且避世的“理想社会”。

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位于瑞安县城西河桥东侧，距离大沙堤北街口100米的地方，成立了一家心兰书社，面向所有瑞安人开放图书借阅。这是由当地二十几位乡绅集资筹建起来的，虽然这二十几人中并无一人出自豪门贵族，但大家因为志同道合而纷纷倾囊，以众筹的方式购田置产，建成了这家中国最早的公共图书馆。自此，僻处浙南的小县城里，原本苦于无书可读的寒门学子有了读书的场所。而组织创建心兰书社的发起人，便是家住大沙堤的乡绅许启畴。

出生于1839年的许启畴，年幼时随家人从湖岭搬来县城，虽出身贫寒，但因文武双全，又精于书画篆刻，且为人侠义豪爽，因此在当地拥有着极强的号召力。朋友聚会难免论及孔孟之道、政局时事，每到此时，说话耿直的许启畴总会发表些激进的言论，有些甚至因为过于前卫而不被理解，因此他常被大家笑称为“畸人”。不过，许启畴并不在意这些，敢想敢做的性格给了他实干的勇气，加上身边有陈虬、陈葆善、池志徵等一批朋友的鼎力支持，因此，心兰书社成了他筚路蓝缕、独具草创的第一步。温州学研究专家俞光说：“创办心兰书社，就是要解决读书和讨论学术的问题，为科举打好基础。”

十九世纪末，大清王朝已是日薄西山，在风雨中摇摇欲坠。事实上，饱读圣贤书的文人们因为敏感多思，对于王朝的倾覆已有所感知，他们既对政局不满但又寄予希望，希望能通过自己的政治见解济世救民。但在那个年代，想要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入仕是摆在他们面前的唯一途径，因此他们对科举依然心怀抱负。然而，书社成立后的几年时间里，创始人中虽然也出了几个举人，但许启畴、陈虬等人却依然屡屡碰壁久不得志。俞光说：“一直到1881年为止，无论是许启畴，还是陈虬他们一帮人，功名上都没有达到目的，所以说他感到十分失望。心灰意冷之下，1881年，在某个辗转难眠的深夜，许启畴突然就想起了那个位于深山中的故乡——湖岭，他就想起去隐居了。”

一边是对现实世界的极度失望，一边是对理想中“大同”社会的渴望。于是，许启畴再次召集起伙伴，提出了入山建“安乐村”的想法。这次，他依然获得了一众的支持。只是在大家的提议下，“安乐村”的名字被改成了求志社，取“隐居求志”之意，他们将梦想中的“大同社会”放到了“桃源之境”——湖岭的六科村。

1892年，41岁的陈虬写下一篇《求志社记》，此时，许启畴已去世六年。这是许启畴存留于世的唯一一张画像，相对于他去世时47岁的年纪，画像中的他满面风霜，显得过于苍老，他死于出游江淮的途中，带着郁郁不得志的伤感而去。其实当年立志去六科的时候，许启畴应该是踌躇满志的，因为在这篇《求志社记》中，我们见到了他们当年设想的种种“蓝图”，事无巨细，一一规划详尽。他们议定：25户人家，每家出资买地三顷，在六科建房，聚居在一起。大家吃住都有统一的标准，衣衫均着布衣，村中设议事厅，有书塾、有藏书室、有仓库；他们辟田地、修溪塘、种植瓜果，设专人购买生活必需品，各家搭买公派。讲学时，每人发挥自己天文、地理、历史、算术、医学、书画等专长，互相传授、切磋，社员和睦相处，自由谈论国事。以期建立一个“可耕可樵、可仕可止、可出可入”，“修明绝学，供世驰驱”的理想社会。隐，是为了讲学耕读；出，则追求救民济世。俞光说：“当时，思想其实是相当解放的，他的规划有几个特点。一是平等，每一个社员，他的身份都是平等的，大家生活基本上都是一个标准，住也是统一的标准，管理方面也是大家自己轮流管理，这个是很难的。另外一个是民主，社里的大事，大家一道议论，一道决定。他有个议事厅的，大家都在一起自由、平等。还有一个，生产资料所有制是公有制，土地归社里统一管理，这个制度其实是挺厉害的。”

这几年，俞光老师一直在对晚清时期瑞安的文人学派作深入调查研究，花三年时间写成的新书《晚清瑞安学派》，目前已进入了最后的定稿阶段。在研究过程中他发现，虽然后来陈虬、池志徵等当年的求志社成员，都曾在各自的文章里提到过六科，但从他们的文字中，都未能发现存在于现实中的这个宏大梦想，那么当年的求志社真的有在六科建成吗？带着这个疑问，我们驱车去了六科。

坐拥于群山环抱之中的六科，村边溪流围绕，草木丰茂。这个位于山间的小小盆地，古代曾是野鹿群栖的福地，故取村名为“鹿窠”，又因有六条溪水汇聚村边，后来当地人取鹿窠二字的谐音改称“六科”。在村中有着350多年历史的卢氏祠堂里，我们见到了卢氏祖先留下的古老族谱，族谱里一张绘于清代的六科地图吸引了我们的注意。

卢氏族谱中有着大量与六科相关的历史记载，自然灾害、贼寇匪患等大事都记录在册。但遗憾的是，我们翻阅过后，却未发现有关“求志社”的丝毫记录。细想，如果当年许启畴曾带着这25户社员一起来到这里安营扎寨、建房种地、诗书耕读，那对于这个偏居于深山的小小村落来讲，无疑会是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可卢氏族谱上为何不曾提及？而且，村中除了这古老的宗祠，也未能找到遗存的可以证明他们来过的古建筑痕迹。

不管怎样，求志社当年来六科着手筹备他们的“桃花源”，应是不争的事实。或许，1881年的某些日子里，许启畴、陈虬他们曾一路奔波来到这里，面对着眼前的青翠群山、汩汩清泉、田园村舍，憧憬着那个民主、平等的美好世界，但终究，他们还是败给了现实世界。俞光说：“求志社没有办成功，实际上两个原因。第一个主要的原因，当时是晚清时期，帝国主义列强侵犯中国，那时中国处在这个中华民族危急存亡之秋，当时社会上知识分子的思潮，大家都在探讨救亡之策，求志社的思想是属于隐居的这种思潮。所以说从大方面来说，这个思潮跟当时的社会总的思潮有一定的距离。第二个主要的原因就是经济上的原因。因为当时他这个规划是很好的，但是需要一大笔资金，这帮人都是属于贫穷家庭出身，他们自己都是属于二十岁到三十多岁这个年龄段，每个人都面临着成家立业。在实施过程中，这个蓝图就很难实现，过于理想化。当时的这个理想应予以肯定，能够去想建造一个‘大同’世界，勇于去探索一种新型的社会。尽管他们没有做到，但是他们能够去探索本身就值得肯定。”

梦想的破灭并没有燃尽他们的斗志，既然六科的理想遥远而不切实际，那么不如就将理想照进现实。三年后，变得脚踏实地的陈虬再次集结起了社里几位善长中医的社员，准备筹建一家新型医学堂。俞光说：“求志社碰到困难没有搞成，那么这一帮人的思想就转过来了。后来，陈虬写了一篇文章，叫做《医院议》，他参照当时国外这个西医办学的经验，把它套到中医上来，他准备办个中医院。”1885年，利济医学堂正式开业，这是我国最早的一所新式中医学堂，学堂培养的优秀中医师，成为近代浙南地区新式医学的带头人。俞光说：“办医这条路就走成功了，这一点是很难得的，在当时像这种办医院都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因为在全国都是先例，从筹资、建设到管理，这一整套下来都是一片空白的。后人之所以怀念他们，尊敬他们，就是被他们敢想敢做敢干的精神所打动。”

医院建成后，许启畴、陈虬、陈黻宸等一众求志社社员常聚集于此，道古谈今，每每谈至深夜，才酣畅而归。那时，在朝中为官多年的孙衣言早已回乡，开设诒善祠塾以教乡人，为瑞安乃至温州培养了一批人才。而求志社则以“自兼善天下”的姿态，同样为社会培养输出人才。学者宋恕曾说：“其后瑞人才所出，苟非诒善祠塾，则必求志社，求志社名闻天下。”俞光说：“实际上，这一帮人不是正规的学校或私塾培养出来的。他们实际上是自学成才的。因为他们出身贫寒，没有很多的钱，没有进入像诒善祠塾这样比较贵族的家族私塾里学习，他们是通过自学成才的，在自学中不时相互探讨。这种类型跟诒善祠塾是两个不同的类型，但事实证明都能够培养人才。”

求志社以一介“布衣”之势在当时的瑞安拥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社员中有6人蝉联5科举人，其中两人中进士。陈虬、陈黼宸成为温州维新派的先锋人物，他们设计晚清改革方案，讨论变法自强，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俞光说：“早期维新派写了许多书籍，介绍国外的思潮和政治制度，玉海楼收藏了大量的书籍，心兰书社也收藏了大量这方面的书籍。他们通过这些书籍，了解外面的世界，逐步把西方的思想引进来，在我们这里实践。当时瑞安这批人，从站在全国这个角度去考虑，都排在最前面的。无论是学术上的成就，还是社会实践，在全国都处于先进的知识分子代表这个行列的。”

求志社的崛起为瑞安培养了一批出身下层的士绅阶级，成功出仕使他们渐渐能够介入地方管理事务，而相对于长久以来掌握地方管理权的贵族阶层来说，由于各自所处阶级的不同必然引起对地方话语权的争夺。俞光说：“在瑞安，慢慢地自然形成了两拨不同的势力，大家的大方向是一样的，大家都支持维新，都要搞学以致用。但由于他们所处的地位不同，每个阶层的人都从自己的角度去考虑问题，后来这个矛盾慢慢地就来了。”

在矛盾的愈演愈烈之下，关于结党营私的“布衣党”之说尘嚣四起。危急关头，孙衣言的弟弟孙锵鸣出面调解，最终替求志社解了围，但因此，求志社也终究走到了尽头。俞光说：“一是当时清朝的文化政策。它对文人是坚决高压的状态。求志社去议论国家大事，议论朝廷是非，这个肯定是不允许的。二是地方的势力也不允许。因为地方势力也要保护自己，长期以来都是上层的力量主导地方事务，一方面是黄体芳、孙诒让为主，另一方面是陈虬、陈黻宸为主，矛盾很尖锐，黄体芳为这起事情准备要上告。他如果真的告上去，求志社就吃不了兜着走了。后来通过孙锵鸣做工作，因为孙锵鸣是宋恕的岳父，他同时也是陈黻宸的师父，他出面做黄体芳工作，把这个事情压住了。由于矛盾已到了危急的关头，再弄下去，那真是要出大事了，后来求志社就解散了。”

光绪十六年（1890），陈虬身着布衣北上京师拜见座师陈鼎时被问及“布衣党”之事，他害怕重蹈明末东林党覆辙，殃及无辜亲友，只得脱下穿了九年的布衣，而其他社员也各自散去，求志社遂销声匿迹。

其实，许启畴和陈虬等人不知道，就在他们将不切实际的六科之梦转变为务实的行动之时，1884年，在遥远的地方，有个叫康有为的26岁年轻人也正在酝酿创作着他的理想之作《大同书》，这部近代哲学名著，后来写成于1902年。书中也描绘了一个“大同之世，天下为公，无有阶级，一切平等”的人类社会愿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