斗岩之畔，擂鼓山上，浙江省一级重点中学牌头中学巍然屹立，绿荫翠烟中的教学大楼、科学馆、办公楼、体艺馆、计算机房无声地昭示着这所走过120余年沧桑的知名学府行进足迹。

牌头中学（图源网络）

她，见证了大清龙旗在黯淡的黄昏里无声飘落；

她，聆听了北伐军将士和架起飞出“长尾巴子弹”的土炮（俗称“抬枪”）之诸暨民众，一起发出震天动地的呐喊；

她，铭记着抗日战争的硝烟与牌头民众同仇敌忾、誓灭倭寇的铮铮誓言；

她，刻录了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革命红旗跃过长江的历史场景；

至于她自身，犹如勾乘山下、浣纱江畔一朵长盛不衰的文明之花，更以其或绚丽、或妩媚、或深沉、或蕴藉等多个侧面，呈现在世人面前，她的多彩“生世”，足可以写出一本厚厚的书来。

壹

学校是“百年树人”的摇篮。且不说漫长历史长河中的书馆、乡学、太学，即从清末废科举以后诞生现代教育意义上的学校来说，古越大地上不知凡几，“百家之村，皆立学校”，清末，诸暨一县，就有书院、学塾790余处。它们各自为社会发展、科学昌明作出了贡献，但同时也逃脱不了优胜劣汰的社会发展规律，昙花一现，逝于无声的不在少数。但凡百年名校，都有一个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漫长过程，它与当今加快城镇化建设过程中事先作好规划，政府全额拨款，做好人事安排等，指日间硬件可以十分气派的新建学校不可同日而语。那些名校在草创时期，几乎都有一段主事者朝乾夕惕，师生们上下同心的艰苦历程。所以说名校的造就，在有赖的诸多条件中，少不了时间的磨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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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头中学的创建，可追溯到清光绪十二年（1886），时南乡绅士寿静观、周锡山、赵登瀛等先生为使南乡子弟幼有所学，倡导办学，得另一位热心公益的乡绅郦鼎臣先生慨赠地基，乃建同文义塾于牌头。“同文”者，取其“同仁集成，以文兴国，以教育人”之意。越二年，改称“同文书院”，由乡绅周介石先生执掌。光绪三十四年（1908），改称“同文公学”，周载熙先生任校长。

辛亥革命以后，同文公学改称“同文高级小学”，南乡著名绅士张洲先生主校政。“同文高小”的创办，正值社会转型时期，新思想、新意识的吸纳，使同文得风气之先，成为全县最早的新式学校之一。“同文义塾”并非最早的义塾，孝义乡（今东白湖镇）青龙头义塾的创办，要比同文早64年，近在咫尺的同山乡光裕义塾（今安华镇五指山）也早于它28年。然而后来居上，同文民初的华丽转身，堪与著名的翊志高等小学（今浬浦中学前身）比肩。

而今的读者或会质疑，区区一个小学值得如此着墨？眼下高小毕业不是等同文盲吗？此话不错，这确也反映了历史的进步。但是我们不能跳过那一百年的时空，须知，彼时的“高小毕业生”，已可进入“知识阶层”之列了。谓予不信，有史料为证：诸暨许多姓氏的宗谱中对此都有记载。如笔者故家的《暨阳善溪何氏宗谱》（1930年版）就列有专章，载有“高小毕业名录”，且规定祭祀先祖仪式后的“分胙”（俗称“分太公猪肉”）时，可得“重户”（即双份）。各族大多有类似的规定，可见高小生们的社会地位已不同于一般。事实上他们大多成了有用之才，成了农村中传承中华优秀文化的基本力量。这与数十年后新中国成立前后，同文初级中学就有300余名学生投入到革命洪流中去，成了建设和巩固新生政权的有生力量，是同一个道理，只是学历由“高小”提高到“初中”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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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里流年两鬓残，寸心自许尚如丹。”1912～1943年间，曾出任过同文校长的有张洲、周如金、周有光、汪子材、张韶九等，他们均兢兢业业、夙兴夜寐，为造就合格人才，竭尽全力，为这座百年名校的建设，作出了值得后人永远铭记的贡献。

这段时间里，从同文这座远离县治的学校，走出了如张秋人、宣中华、钱之光、何增禄、陈振汉、寿松涛、寿汉卿和边圻、寿崇德、张煦棠、张煦本等出类拔萃的人物。学校的规模和业绩，当时堪称一县之冠。

抗日战争时期的1944年春，张洲先生哲嗣，时任同文高小校长的张韶九先生以鄞县私立浙东中学扩班的名义，招收新生一个班，试办中学。是年因牌头镇上原同文高小的校舍被日寇强行拆毁，学校被迫移至离镇十里的越山寺，继续上课。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久，经浙江省教育厅批准，正式命名为“诸暨县私立同文初级中学”。国民党元老于右任、陈立夫特为学校书写了校牌。

嗣后60余年（应剔除“文革”时段），特别是近30余年，后任主事诸君，不敢懈怠，继承发扬了先辈献身教育精神，教育成果丰硕，所培养人才不可胜数，兹举小例说明：十年“文革”结束，学校又开始走上正轨，恢复高考时节，牌头（当时以区为单位，绝大部分为牌中学生）录取人数为71人，列全县前茅。一个区的录取人数竟是我省西南一个地区8县录取人数之和！

十年“文祸”对中国的教育事业摧残是毁灭性的，一时间“读书无用论”大行其道。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牌头中学能取得这样令人刮目相看的成绩，不是这所学校长期以来办学理念正确，老师继承优良传统并发扬光大，尽职尽力，学生包括家长对知识的敬畏、推崇，便无有别解。

贰

同文建校120余年来，名称、体制屡有变更，亦曾数易校址。以现在的牌头中学与前之义塾、公学等相对照，不禁让人生出“天翻地覆”的感慨来，一切的一切都在变化之中，唯一不变的是主事者们为社会培养合格人才的教育宗旨。他们有各自人生的价值取向和不同的行事风格，但对“同文”的奉献恰是共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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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众多的校董、校长（还有其他称呼）的掌门人中，张洲、张韶九父子在“同文”校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也深为后世所称道。当然，从他们父子献身教育事业的行迹中，同样映照出众多主持校政人士夙夜在公、鞠躬尽瘁的优良品格。

采访过程中，我们又一次慨叹时光之无情。张洲先生谢世于1950年，迄今不过60多年，在历史长河中，说仅一瞬并不为过。然而仅仅是一瞬间工夫，许多往事已进入历史深处，钩沉之难，出乎想象，文字资料更可谓是一片空白。查阅1947年水下张《张氏宗谱》，可见他为同族革命先行者张秋人写的传略。在当时环境中，能客观求实地写下“天资聪颖，能操英语，且谙俄日文，信仰共产主义，为共产党巨子”诚为难能可贵。至于有关他的生平行实，因宗谱有“生不立传”之定则，故不着一字，可以理解，只是此外就没有有关他的片纸只字了。因此，我们只能为读者描绘一个大概轮廓。张韶九先生的情况要略好一些，因为还有得他亲炙的学生如何巨才、陈浩成、何炳翰、杨瑞林、边志勇等的怀念文章和他的子嗣慈灿、慈挺以及几位知情老翁提供一些信息。但是遗忘的趋势也十分明显。由此感到，搜集和整理我们诸暨历代，特别是晚清和民国乃至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前一些有社会影响的历史人物生平故实资料，应是一件刻不容缓的紧迫之事。

张洲故居（图源网络）

张洲（1866～1950），字槐堂，别号越山半僧，以字行，民间尊称“槐堂先生”。牌头水下张（今称“水霞张”）人。为清代最后一期廪生，并考取秀才第一名。早年供职四川省政府第三科（相当于今教育厅），任科长。返乡后历任诸暨县政府第三科（相当于今教育局）科长、诸暨县劝学所所长、劝学总董、诸暨县议会议长等。辛亥革命后，主政同文高小。为寻求学校发展，他自捐银2000元，又不辞劳，深入诸暨南乡103个自然村，苦口婆心，募得校田516亩，新建校舍16间。在任期间，他不仅总揽学校事务，并任多门学科的教员，无声雨露，滋润着每个学子。也使得学校声名鹊起，致义乌、浦江等县学子慕名负笈来游。1930年浙江省教育厅行文诸暨县政府传谕嘉奖。

槐堂先生一生恪守儒家优良传统，以德立身，弥高弥坚。行事先人后己，处正居中，莫不向义。他为人方正，坚持民族气节。抗日战争期间，一支抗日武装来到牌头，希望槐堂先生能帮部队筹些军粮，他以为此事义不容辞，连夜跑遍当时牌头乡属的主要村庄，次日上午，各村就将筹集粮米，送到部队手中。其子承乃父之风，在日寇威逼利诱时，也凛然以对。

日寇侵占诸暨后，槐堂先生为防日伪汉奸威逼利诱，便上越山寺出家当了一段时间和尚，“越山半僧”之别号，源出于此。

槐堂先生对于同文乃至全县教育事业倾心尽力，有目共睹，不过他的名望如此深入人心（特别是诸暨南乡村镇），却是另一种身份所致“家长”（此处“家”不读jia而读guo）；简言之，在民间，槐堂先生“家长”的名声要大于校长。

旧时，以乡绅为主要力量，排解民间矛盾，调处邻里纠纷，使一些有可能加剧的冲突事件消弭于萌芽状态，是否为诸暨所独有不得而知，似乎鲁迅先生笔下也有此描述。至少，当时诸暨民间“接家长”以求双方矛盾消解的现象比较流行。1949年以后这一方式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不过，从现时“人民调解员”身上，还可以窥见些许绪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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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生也晚，没有亲见过“家长”的调解，但听过老一辈人讲的调解故事。“槐堂先生”之名，也是从这些故事中得知的。槐堂先生一生化解了不少邻里、房派、种姓或村与村之间的纠纷；在一些即将发生械斗的剑拔弩张场合，他不计个人安危，出面阻止，然后邀约双方明事理之人，动以真情，晓以利害，最终使严重事态化险为夷，得以平息。有时，利害双方要商定经济补偿，而加害方却是分文不名。怎么办？槐堂先生往往“代人受过”以代付了之。有时因为金额过大，他不能全数负担，便出门募捐，最终得使事态平息。到了晚年，其影响扩大到了县下某些区域；也有一些“小家长”来请这位“大家长”参与调处的情形出现。实在让人惊奇，在许多复杂的事件中，何以这位身材瘦小的老人，四两拨千斤，竟有如此巨大的震慑作用？说到底这是一种人格的力量，是调处公正、公平的风范与灵活对应，迅速找准“死结”合理解点这一艺术手法的相互叠加。

有一则小故事，事甚小，却可以得见槐堂先生为人的精神风貌。某年冬，一对父子发生矛盾，儿子竟然动手打了白发老父。乡邻们请槐堂先生调处，他在问明缘由后，便对那位年轻人说：“即使你再有理，打老年人总是不对的，更何况他是你的生身父亲。现在怎么办呢?你得下跪向你的父亲认错赔礼。”可是那个年轻人回说认错可以，但凭怎么说也不肯下跪。此时槐堂先生突然站了起来，撩起袍子说：“你不肯跪，我替你跪。”那年轻人见了，顿时心生愧疚，立马就说：“不，不，我跪，我跪。”这一幕令在场的人无不动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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槐堂先生立身为范，给了其子韶九与幼小的孙辈留下了深刻的影响。其孙慈挺还清晰地记得60余年前祖父的教诲：

你们与人共做一件事，要让别人得51%的好处，自己有49% 就足够了；

你们长大以后择业，一不要去做官，二不要去经商。因为官场险恶，勾心斗角，不少官人因此身败名裂，你们可以从教或学医，书人人都要读的，病是人人都要看的。

廪生，是科举制度下生员名目之一。明洪武二年（1369）令府、州、县设置学校，其名额为：府学生员40人，州学生员30人，县学生员20人，每人给廪米半斗，以补助其生活，额内者称“廪膳生员”，简称“廪生”。清沿明制，但须经岁科两考前列一等者方能得廪生之名。可见县学廪生乃是该县学童中的佼佼者，况槐堂先生又是廪生考试的第一名，其学养才华自不可等闲视之。

他一生写过诗词1000余首，上世纪四十年代后期整理毕曾托一位可能是中共地下党员的朋友携至上海出版，不料这位朋友一到上海即被叛徒出卖而牺牲。诗稿从此下落不明，这给年逾80的槐堂先生打击极大。现在只有极少量的散见于旧报或一些家乘之中，兹录出作于1947年的两首七律，以飨读者。

步陈子长先生遣兴韵

一

劫后乘兴泛小舟，飘然天地一沙鸥。

凄凄故里兼焦土，赫赫雄威争上流。

赵盾使民传畏夏，杜陵作客病悲秋。

可能从此干戈息，欢聚登高十二楼。

二

湖上青山画莫愁，金陵王气未曾收。

龙争大地声虽静，鹿逐中原祸自求。

父老倾心沾美雨，儿童拥鼻学吴讴。

诸君何日开诗社，满座还须大白浮。

槐堂先生也是撰联高手，供职四川期间曾为都江堰孔明庙撰并书写楹联，此联至上世纪六十年代前期犹存，后毁于“文革”浩劫；在诸暨更是写过不少楹联，惜也难耐岁月淘洗，至今留存稀少，仅见几副，如安华私家收藏的：

蕴藉异时辈；

卓荦观群书。

牌头越山寺关帝殿联：

单刀赴会英雄气；

秉烛达旦君子心。

紫草坞张氏宗祠联：

门对朱公湖，有万派朝宗，源远流长，

相见先贤留德泽；

坐屏紫草坞，西四山环拱，地灵人杰，

行看后嗣日炽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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槐堂先生热心社会文化事业，在南乡久负盛名，各氏族、团体以得到他写的文章为幸事。他不论严寒酷暑，搦管运毫，将满腹经纶，通过生花之笔，为南乡民众写下了不少华彩篇章，仅从笔者有限的阅读中就发现，他为南乡许多氏族的宗谱倾注了一腔热情，所写之文，或序跋、或人物传略、或像赞等等，无不文字精当，韵味无穷。其文现尚见于柳堰王氏、善溪何氏、丰江周氏、石鼓山下何氏、乌岩蔡氏等谱牒中。仅善溪何氏宗谱就中达10余篇之多，王劳军柳堰王氏谱中亦有7篇。估计他1910～1948年这段时间里，为宗谱撰文当在百篇以上。据说为宗谱作序跋、写传赞是不收酬金的（笔者家乡旧时修谱账目证实了这一点），这也符合槐堂先生的行事风格。三更灯火五更鸡，一位白发苍苍饱学之士伏案奋笔疾书的场景，依稀呈现在我们的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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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亦是槐堂先生的强项，他书学颜真卿，苍劲雍容，收放自如，气势开张，观其作品，一股书卷气扑面而来。惜留下墨迹也甚少，仅见斗岩龙王殿存有两块石刻横额，上题“洞开陶壁”、“径辟葛陂”，还有民间收藏的几副对联，可得窥先生书艺。

斯人已逝，翰墨犹在，精神长留。